铁汉”本色是书生
“陇上铁汉”安维峻是秦安晚清历史上最响亮的一个名字,关于他的许多典故和事迹,县内的许多乡野妇孺至今耳熟能详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,软弱腐败的清政府摇摇欲坠,外国列强虎视眈眈,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北洋海军一败涂地,全军覆没,标志着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。清廷内部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,一味割地赔款,屈辱投降。举国上下一片失望,群情激愤。在此内忧外患之际,来自偏远秦安、出身寒微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置身家性命于不顾,犯颜上疏《请诛李鸿章疏》,其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其亲信李鸿章,打破了当时沉闷凝滞的政治空气,振动朝野。被时人誉为“铁汉”。
他在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的14个月中共上的60多道奏疏,其中直接指名道姓参劾的大小官员达百余人次,而且大多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达官宠幸。在当时政治腐败、当政者昏庸无能,权臣显贵盘根错节的情况下,每触动一人均有被革职、查办、杀头、满门抄斩的危险。时人伏羌王权在《谏垣存稿序》中言:“时海疆事棘,当路媕婀养乱,台谏莫敢一言,晓峰历劾其罪状,疏出,读者皆为缩颈。”他多篇奏折后均有“冒死直言”句,可见他早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篇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之情,对贪官污吏腐败无能的憎恨溢于言表,愤怒之极。其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、不畏权贵、恪于职守、为民请命的精神永远为后世当政者树立了楷模,也是故里秦安的骄傲。
可是对这一历史人物,学术界和故里秦安所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。岁月流逝,沧海桑田,今天我们从所剩无几的史料、文献中仍然可以窥见其交友为人和治学育人中所体现的高洁品质。
安维峻自幼家贫,但少有大志,“性孝友,终身作孺子慕,先后居京师,力绝奔競纷华之习。在刑部、翰林时,公余静坐,惟择名士之有道者,杯酒论文。”(任承允《安公晓峰墓志铭》)所与结交者皆名士直臣。他开始受业的巨谭、高震即为地方名流。招入署中、讲经论史的其时县令程履丰,“面加激励,语以殿试墨法”的陇右分巡使者董文涣,皆为当时宿儒名士。后来在他人生转折点上遇到的吴可读、阎文介、左宗棠诸人都为清室忠良直臣。谭继洵、徐颂阁、刘景臣等都在他生活和求学过程中给予热忱的帮助。在京师供职其间,与徐仲文、李有棻、滕玉堂、冯芷生、龚凤骞、周同候、陈芸史等饱学才俊之士相与甚密。
安维峻爱憎分明,在他任御史期间,对忠诚良将,骨鲠正直之士赤诚敬仰,视如知已,以其言官的职务极力保举。当他犯颜直谏,劾凑李鸿章,得罪西太后而谪戍军台之际,京都人士无论是否相识,扶助唁慰者络绎不绝。临行时,生平知交在松筠菴集会为其饯行,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手刻“陇上铁汉”四字印章以赠;文仲恭先生作《柳桥送别图》,并题以《满江红》词;王少霞、徐怀章等人作诗吟赋相送。出城时,为他饯行送别者,“车马塞途,一时气谊洵堪千古矣。”(任承允《安公晓峰墓志铭》)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侯乙青、李叔坚及京城义侠王子斌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。李叔坚在《送安晓峰先生出塞》诗中赞道:“己拼一死答君亲,补牍重看泪转新。训政由来遵圣母,狂言何意有孤臣。”
安维峻以人格风范、才识学问名重于时,“左文襄、阎文介器以国士,自余公卿闻风倾倒。”(任承允《安公晓峰墓志铭》)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,是年八月初六日在省城兰州举行乡试。左宗棠对当时就读于兰山书院的安维峻非常赏识,乡试结束,安维峻为榜首解元。左宗棠在《答吴清卿学使》的书信中说:“榜首安生,文行均美……闱中秋宵,尝倚仗桥边,忽仰视而言:‘若此生得元,亦不负此举’……写榜日,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,掀髯一笑,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……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。” 安世忠在为其祖父安维峻所作《行状》中说:“左文襄公以文章事功,傲睨古今,独以闭户读书,”但和安维峻“函札往还无虚岁,亲切异常。”光绪六年(1880年)八月,考中进士,选为庶吉士的安维峻归家面母,冬间,听说左宗棠凯旋,专程入关晋省,共处之时,痛切讲述地方政事之弊,忧国忧民之心,溢于言表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七月四日,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的安维峻,出闱后闻左公辞世,在湖广会馆做文致祭,声泪俱下,平生“知已之感,有余恸焉。”阎文介为晚清时一代名臣,当时在朝邑为相国,掌握朝政,亲戚朋友都难得一见,可对安维峻待以国士之礼,常与之朝夕相谈,斟酌军国政要,亲如手足。
光绪元年(1975年),时任七品小京官的安维峻,听说京中旧识吴可读先生讲主兰山书院,因而前往问业,有师生之谊。光绪四年(1878年),吴可读起用入京,寓南下窪高庙子,避客习静,独喜与安维峻“盘桓论文终日”。同治帝崩,吴可读随护其棺材至蓟州,当时,西太后专政,朝中大臣都不敢言奏为同治立嗣之事。吴可读以死尸谏,草疏呈请代奏。苏州吏部堂官想毁其所留遗折,在安维峻的力争之下,使遗折得以上达朝廷,朝廷对吴以“孤忠可悯”议恤。安维峻与心性相通,意气相投师友之间的赤诚和义气由此可见一斑。
安维峻一生清贫,常常缺米断炊,但他安贫守廉,做官不谋肥缺,不计私利,不慕权贵,“李相欲强婚,张相欲迫见,皆拒焉。”“既官御史,讲求天下大计,知无不言,”兢兢业业,以天下苍生为念。坚持了一个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,其人格魅力令人叹服。
安维峻一生大多时间以课书育人为业,赖以维持生计。“为学崇朴实,尚践履,不喜为辩博。其教士亦然,故所成就多大器。”(任承允《安公晓峰墓志铭》)光绪七年(1881年),陕西学政樊介轩聘主讲味经书院,开课两年,院中士人一时极盛,王慎猷、张元潹始破天荒登甲科;光绪十三年(1887年)夏,因家中经济无以为继,归家设帐授书;光绪十八年(1892年)主讲五原书院;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谪发军台时,主讲抡才书院;1904年到1905年,主讲南安书院;1906年设塾于村南关帝庙,两年中成就甚众。1910年,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,提倡国学,其时著《四书讲义》4卷,1911年九月,时局动荡,辞职离京。退隐柏崖后的民国4年,时年60岁的安维峻尚在老家神明川创办学校,取名为“逸圃”,教授子孙,并招收附近三村的儿童入学。
安维峻在治学上,除经史子集而外,于天文地理、兵战以及农田水利、阴阳青鸟、医卜莫不涉猎。光绪三十三年夏 , 在兰州主持总纂《甘肃新通志》105卷、80册、300余万言 , 现已成为研究甘肃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。著有《四书讲义》、《谏垣存稿》、《望云山房诗集》、《望云山房文集》、《诗文杂集》等。晚年读《二南》《国风》,独有心得,为前人所未及。欲注《诗经》及《孟子》,惜未成书。
安维峻书法造诣也很精深,其所作书皆正楷,端谨正直如其人,所独创的鹅头挑楷书独为一体。其手迹遍布全县各地,名胜古迹处多有其所作楹联匾额,已成为县内重要的文化风景。
安维峻是个传统的封建士人,清室忠臣,在社会急剧变改的乱世之中,怀着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抱负,极其艰难地践行着传统儒家理想。生在腐败没落的满清时代是他的不幸。大厦倾覆,回天无力,他激浊扬清的努力都化为徒劳和乌有。纵观其一生,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,但他“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”的书生本性和济世安民的理想从未改变。即使在退隐柏崖,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晚年生涯中,仍然组织村民“修堡砦,拒悍匪,兴水利”,补刊《鸟鼠山人集》缺版,为当地人排解官司纠纷……为故乡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。在他求学仕进和与官场腐败投降势力的斗争的生涯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直无畏、敢于斗争、不顾个人私利的“铁汉”形象,其精神世界中,传承着中国传统儒生积极用世、心忧天下、为民请命的文化血脉。我们可以婉惜他不能审视政治变革的敏锐性,但永远无法否定他身上闪耀着的优秀传统文人的人格光芒。(李雁彬∕文)
转自:甘肃纪检监察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