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弹劾事例贯穿唐代始终

　　宋元之交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其所编著的《文献通考》中记载：“御史为风霜之任，弹纠不法，百僚震恐，官之雄峻，莫之比焉。”在中国古代，自秦代开始，即置御史掌举察非法，受公卿群吏奏事，有违失，举劾之，历代因之，以为风宪之任。

　　唐代御史台有权对从一般官吏到宰相，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进行弹劾，而且从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到三院御史（三院指台院、殿院和察院，分别由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任职）都有弹劾权。

　　唐睿宗曾说：“彰善瘅恶，激浊扬清，御史之职也。”侍御史“掌纠举百僚”，殿中侍御史“二人分知左右巡”，监察御史“掌分察百僚，巡按州县”。唐朝许多官员，包括著名宰相房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、褚遂良；地方大员如汝州刺史宇文融、青州刺史韦安石、浙西观察使阎济美等；高级将领如大将军梁建方、薛仁贵、王晏平等；基层官吏如县令尹元、郑远、柳涧；还有宦官程元振、内宠张易之、僧人鉴虚等，都曾经受到过弹劾。从太宗朝至宣宗朝，御史弹劾事例几乎贯穿唐代的始终。

　　   仗弹与上书弹

　　唐代弹劾的主要方式是仗弹与上书弹。仗弹一般适用于在京的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重罪，上书弹则一般适用在京官员或在地方任职的官员。

　　仗弹就是在皇帝听朝仪仗在列时，在被弹劾对象身列朝班的情况下，御史庄严地宣读弹文。《旧唐书》云：“凡事非大夫、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，则具其事为状，大夫、中丞押奏。大事则冠法冠，衣朱衣纁（浅红色）裳，白纱中单以弹之。小事常服而已。”仗弹十分严肃庄重，御史在弹劾大事时，要戴法冠、着法衣，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离班待罪。《通典》云：“旧制，大臣有被御史弹者，皆俯偻趋出，待罪朝堂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九《宗楚客传》有同样的记载：“故事，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，必趋出，立朝堂待罪。”

　　唐代通过仗弹揭发不法大臣的事例很多。如侍御史王义方就曾仗弹中书侍郎李义府。唐高宗显庆元年（656年），中书侍郎李义府，恃宠用事，闻妇人淳于氏有美色，但淳于氏有案在身而关押在大理寺监狱。于是，李义府非法找到大理寺丞毕正义，令其将淳于氏放出，准备纳之为妾。此事引起大理寺卿的怀疑，他将此事告发，朝廷命令严查，李义府恐泄其谋，遂逼毕正义自缢于狱中。

　　侍御史王义方欲弹劾李义府，先请教自己的老母亲：“义方为御史，视奸臣不纠则不忠，纠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，二者不能自决，奈何？”老母亲斩钉截铁回答：“昔王陵之母，杀身以成子之名，汝能尽忠以事君，吾死不恨。”

　　于是，王义方弹奏“天子置三公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，本欲水火相济，盐梅相成，然后庶绩咸熙，风雨交泰”，现在，李义府竟杀害六品寺丞，足使忠臣抗愤，义士扼腕，此事弥不可容，请乞重勘，审正义致死之由，诛奸臣于白日。

　　史书记载了王义方仗弹李义府的场景：王义方“叱义府令下，而义府顾望不退，义方三叱，义府趋出。义方乃读弹文：义府善柔成性，佞媚为姿，蔽亏日月，交游群小，贪冶容之姣好，原有罪之淳于，恐漏泄其阴谋，殒无辜之正义，此而可恕，孰不可容？金风戒节，玉露启寒，霜简与秋典共清，忠臣将鹰鹯并击，请付法推，以申典宪。”“鹰鹯并击”是源出《左传》的典故，鹰、鹯比喻忠勇之臣，可为君王驱逐宵小之徒。

　　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在动荡的政局中，仗弹方式受到各方面的干扰。大历十四年（779年）唐德宗即位后，侍御史朱敖建议恢复此制，德宗从之，“自是日悬衣冠于宣政（殿）之左廊”，“有犯者，御史服以弹”。次年，也就是建中元年（780年）的三月，监察御史张著按此制“冠豸冠，弹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严郢于紫宸殿”。

　　在《两唐书·职官志》及《唐六典·御史台》等史书上，皆将戴法冠、衣法衣进行仗弹列于侍御史条下，似乎只是侍御史按此方式进行弹劾，但由上引建中元年监察御史张著弹劾严郢之事可以看出，其他御史也可以按此方式进行弹劾。

　　状弹可以在殿廷直接向皇帝面奏，也可以写成弹状上奏皇帝而不当场宣读，被弹劾的对象可以在班，也可以不在班。这种方式也称之为上书弹。

　　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侍御史奏弹吴王李恪“好畋猎，损居人田苗”，李恪因此受到太宗的严词谴责。武则天时，酷吏来俊臣倚势贪淫，监察御史纪履忠劾奏其五条犯状：“一专擅国权，二谋害良善，三赃贿贪浊，四失义背礼，五淫昏狼戾。”万岁通天二年（697年），来俊臣被处死。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监察御史郭震弹劾刑部尚书赵彦昭、太子宾客韦嗣立、青州刺史韦安石，三人皆被贬官。元和三年（808年），御史中丞卢坦，举奏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、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。太和二年（828年），御史中丞温造、殿中侍御史崔蠡弹劾义成军节度使李听。

　　   单独弹与联名弹

　　唐代对大部分罪案的弹劾是由御史个人单独进行的，但有时也由御史联名弹劾。如唐玄宗时，御史大夫崔隐甫与御史中丞李林甫、宇文融联名弹劾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“引术士占星，徇私僭侈，受纳贿赂”，玄宗因此停张说兼中书令之职。到唐朝后期，为了防止联名弹劾被朋党利用，贞元元年（785年），唐德宗命宰相召谏官、御史宣旨：“自今上封弹劾，宜人自陈论，不得群署章奏，若涉朋党。”

　　由上可见，弹劾是御史的权力更是御史的职责，是御史履职的基本方式之一。唐代“以法理天下，尤重宪官，故御史最为雄要”。唐代强调“御史执宪，纲纪是司”，御史弹劾的尊严和权威得到国家严格保障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