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梁家河两三年后，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，他与当地人一样，把土豆叫“洋芋”，把馍馍叫“酶酶”。2009年11月，他到延安考察，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。吃饭的时候，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“酶酶”是什么东西，赵乐际说不知道，他解释说：“‘酶酶’就是馍馍，白面馍馍，也就是馒头，是延川土话。”
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、每一座山，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。2015年2月13日他回梁家河，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，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，大名、小名都能叫出来。
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。那天中午吃饭，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、吕侯生、张卫庞、梁玉明、王宪平等几人坐一桌，吃的都是当地的“土菜”。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，用什么做的，怎么做的，有什么特色。
插队期间，乡亲们来串门，坐在炕上，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，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、虱子。石春阳说：“像我们农村人一样，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，就算被虱子咬了，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。”
掏地、挑粪、耕种、锄地、收割、担粮，别人怎么做，习近平就跟着学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他就向村里人请教，渐渐地所有农活都熟悉了，成了种地的好把式。
习近平说：“刚开始干活时，我挣6个工分，没有妇女高。两年后，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。”春天给地里送粪，一担有七八十斤，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；夏天担麦子，两大捆100多斤，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。
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，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。这时，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。六孔窑洞，耗时40天，习近平负责担水、和泥、抹墙。窑洞建好后，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，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。
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，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。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、补衣服、缝被子，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，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，但也有模有样。他说，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，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。
习近平说：“最重要的，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”
那些年，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，过了“跳蚤关、饮食关、生活关、劳动关、思想关”。
他说：“我就是一个农民。”
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“土”学问，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“洋”学问。
梁家河有个社员，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，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被列入公社的“管制分子”名单。但他不服管教。一次，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，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，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。所谓批斗，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。那次批斗会，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。习近平没有骂他，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，要他改正错误，这名“管制分子”听了直点头。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，就说：“那你唱个信天游吧。”一句话，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。
后来，这名“管制分子”说：“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，可不敢再偷了。”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，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：“还是北京娃娃行！”果然，这名大家眼里的“二流子”开始转变，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，成了一名好社员。事后，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，习近平说：“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完全可以改过来，还是可以团结的人，应该以教育为主。”
尊重人，帮助人，进而团结人，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。此后，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。“这个年轻人见识广，比我懂得多。”梁玉明说。
渐渐地，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。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。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，和他谈天说地，听他讲历史、讲外面的新鲜事。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。（节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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